一方面狂热,执著,一方面洒脱,旷达,怀疑,甚至于消极:这个性格大概是我遗传给你的。妈妈没有这种矛盾,她从来不这么极端。

高中的时候给昏昏用本子写信,写了两个本子。可以说是非常棒了。好像我现在回想,应该全部是我的烦恼和苦闷。

  孤独的感觉,彼此差不多,只是程度不同,次数多少有异而已。我们并未离乡别并,生活也稳定,比绝大多数人都过得好;无奈人总是思想大多,不免常受空虚感的侵
袭。唯一的安慰是骨肉之间推心置腹,所以不论你来信多么稀少,我总尽量多给你写信,但愿能消解一些你的苦闷与寂寞。只是心愿是一件事,写信的心情是另一件事:往往极想提笔而精神不平静,提不起笔来;或是勉强写了,写得十分枯燥,好像说话的声音口吻僵得很,自己听了也不痛快。

我的成长是比较温和的,没有突然断裂一般的“置之死地”。因为我念大学也遇到了初中时代最好的朋友和高中同学,加上不少同学虽然不同校也同城,只要愿意,也随时可以相见。

  ……你的精神波动,我们知之有素,千句并一句,只要基本信心不动摇,任何小争执大争执都会跟着时间淡忘的。我三月二日(No.59)信中的结论就是这话。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一边学一边过的,从来没有一个人具备了所有的(理论上的)条件才结婚,才生儿育女的。你为了孩子而逞逞然,表示你对人生态度严肃,却也不必想得大多。一点不想是不负责任,当然不好;想得过分也徒然自苦,问题是彻底考虑一番,下决心把每个阶段的事情做好,想好办法实行就是了。

而她也不过年长我一岁而已,在人生几十年的长度里,实在可以忽略不计。但在当时十几岁的我心中,却意味着她比我懂更多的事情,比我知道更多的道理。我必须相信她。因为相信,所以强加。这种“强盗逻辑”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难以置信。

  认真的人很少会满意自己的成绩,我的主要苦闷即在于此。所不同的,你是天夭在变,能变出新体会,新境界,新表演,我则是眼光不断提高而能力始终停滞在老地方。每次听你的唱片总心上想:不知他现在弹这个曲子又是怎么一个样子了。

跟羊羊写信的我已经长大很多了。因为她说她不会回信,所以我每次想给她写的时候要先酝酿一下心情,保持一个好的状态,如果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写信,我很容易乱写,说些乱七八糟的话。我也觉得你写信时的心情,读信的人是能读出来的。我希望我写的信不再通篇都是烦恼和苦闷,也能有快乐和欢愉的影子,甚至我只是希望跟她分享我的生活。

  人不知而不温是人生最高修养,自非一时所能达到。对批评家的话我过去并非不加保留,只是增加了我的警惕。即是人言藉藉,自当格外反躬自省,多征求真正内行而寿意的师友的意见。你的自我批评精神,我完全信得过;可是艺术家有时会钻牛角尖而自以为走的是独创而正确的路。要避免这一点,需要经常保持冷静和客观的态度。所谓艺术上的il1usion[幻觉],有时会蒙蔽一个人到几年之久的。至于批评界的黑幕,我近三年译巴尔扎克的《幻灭》,得到不少知识。一世纪前尚且如此,何况今日!二月号《音乐与音乐家》杂志上有一篇karayan[卡拉扬]的访问记,说他对于批评只认为是某先生的意见,如此而已。他对所钦佩的学者,则自会倾听,或者竟自动去请教。这个态度大致与你相仿。

她对于我,像个知心大姐姐。我想起高中的时候,有什么事从来不能自己做主,什么都要问别人,可是倔强的不肯跟父母讲,所以只能告诉朋友。

依赖是慢慢断的,在我一个一个送她们远去的时候,在我觉得我不能什么事都靠别人的时候。

我不断的倾诉我的苦闷,甚至我只是想倾诉。很没有理智吧,人很多时候不是不懂道理,但她的吐槽不是为了让你跟她讲道理,而是为了她陪她一起吐槽。昏昏是个很好的倾听者,高考之后,我一度觉得她应该去学心理学。因为她总是知道我想干嘛。

长大后才知道生活中真的没有什么是理所应当。没有人理所应当的要听你的烦恼,没有人理所应当的要帮助你。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靠情分维系着,而情分是有限度的,一方无止境的付出会让这种情分轻而易举的断裂。唯有不断的你来我往,才能让它更有弹性,更有力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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