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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:敏泽先生早年供职于《文艺报》,后因错划为“右派”而离开了工作岗位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他于1978年到《文学评论》编辑部,并在文学和美学领域从事研究工作。他的《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》和《中国美学思想史》相继出版,受到学界的好评。作为历史的见证人,敏泽先生在访谈中讲述了他所经历的一段历史,具有较高的史料与文献价值。(●代表采访者先生,■代表受访者敏泽先生。)

《文艺报》创刊70周年了,值得庆贺,为了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,也值得反思总结。

●20世纪50、60年代,《文艺报》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,它几乎与当时发生的一切重大的文学、文化事件有关系。据我所知,您参与了《文艺报》的筹备和正式创办工作,这既给您提供了一个充满机遇的岗位,也给您带来了政治上大的灾难。可以说,在《文艺报》工作的短短几年决定了您前半生的命运。您是否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谈早期《文艺报》的一些情况,比如它成立的背景、它在当时所起到的历史性作用等。

《文艺报》是中国历史最悠长的一份文艺报刊,走过了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。如果说她的命运几乎折射了中国当代文艺跌宕起伏的历史,似乎也不为过。

■1949年,北平解放、和平接收告一段落之后,决定创办《文艺报》,为即将召开的第一次“文代会”做准备。在“文代会”之前,从1949年5月到8月,共出了十三期《文艺报》,限内部参考,大十六开,十天一期,不公开发行。当时的主编是茅盾,副主编是胡风、厂民,主要管事的是厂民,负责日常事务的是我、董均伦和钱小惠,其中钱小惠工作的时间很短。现在,这十三期报纸已经成为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料,恐怕很难找到了。当时《文艺报》主要介绍解放区文艺界和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活动和经验,还有信息交流,如南方或华东组建文艺代表团的消息等等,理论色彩不太重。

《文艺报》创刊于1949年5月,最初是以第一次文代会的会刊身份出现的。本意在于搭建文艺工作者“交流经验,交换意见”的平台,是“报道各种文学艺术活动情况,反映群众意见的工具”,这应该说是几十年来始终如一的办刊宗旨和任务。后来给予人们更强烈的感觉是,它是党在文艺将它界传达和宣传文艺政策、指导文艺运动的刊物。有人比喻为相当于党中央的机关刊物《红旗》一样的“文艺红旗”,可见这个报刊的政治性是非常强的。

第一届“文代会”后成立了“中国作协”和“全国文联”,决定正式出版发行《文艺报》。《文艺报》正式出版。《文艺报》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报,由作协书记处领导,中宣部主管,实际上是文艺界的领导性刊物,要根据党的指导方针办报。它的地址先是在东总部胡同22号,后来搬到贡院西街1号,1954年到1955年在鼓楼东大街152号,1956年以后迁到了王府井大街64号。当时全国的刊物、包括文艺刊物在内数量极少,《文艺报》在一般人的眼里实际上是党发布文艺方面的方针政策的场所,并非一般的刊物。江青、林默涵担任过中宣部文艺处的处长,丁玲担任过文艺处的副处长,与《文艺报》都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。《文艺报》在当时文化界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,毛主席亲自抓的几个问题,包括《武训传》批判、《红楼梦》批判,胡适批判都是通过《文艺报》进行的。当然,《文艺报》的威望很高主要是由于当时党的威望比较高;其次,它的主编丁玲、冯雪峰等都是新文艺运动中负有盛名的人物。刊物的编委,如黄药眠、王瑶、李焕之、马少波、王朝闻也都是比较有影响的人物。可以说,当时《文艺报》的一举一动都很受大家的重视。

1949年时,我只是一个幼稚的文学爱好者,读到一些解放区文学作品,给我一种从未有过的清新明快的艺术美感,看到了另一个崭新的社会生活。所以我也很关注当时举行的文代会,买了新出版的《文艺报》。它虽然是会刊,但是公开发售的。这一切对我都是非常新鲜的事。直到《文艺报》正式出版,从此我就成了它的忠实读者。《文艺报》第一任主编茅盾,早在几年前我就读过他的主要作品《子夜》《虹》《蚀》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《腐蚀》等;后来继任他的丁玲,我也读过她的《水》《莎菲女士日记》等;然后是冯雪峰,上海刚解放不久,我就听过他在愚园路一所学校里做文学演讲。因为喜欢这些大作家,也因此喜欢了他们主编的《文艺报》。一直延续到“文革”前夕,无论它办得怎么样,我总是会认真翻阅这本杂志,因为想知道文艺界和文艺创作的动态。

《文艺报》最早受到批评是由对一篇小说《不能走那条路》的批评引起的,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没有任何不妥之处。后来我看到几本文学史,他们不知李琮(我当时的笔名)是什么人,说当时李琮的意见是对的,但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,原因主要是内部矛盾。接下来,《文艺报》发生了“丁、陈反党集团案”,后来把冯雪峰也给牵涉进去了。照我个人今天的看法,《文艺报》还是推荐了一些当时比较好的作品,也批评了当时不好的一些作品,如对《旅大文艺》刊登的《一个女报务员的日记》的批评,我那时认为应该写爱情,应该从其发生的历史条件来看待这个问题。对肖也牧的《我们夫妇之间》的批评是一个失误,对其他一些作品的批评也表现得比较粗暴、简单。对《三千里江山》的批评完全是自由的讨论,我当时发表了一篇文章,茅盾是支持的,巴人也是赞成的,不存在粗暴批评的问题。历史地看,就是要有二分法。有些批评,如《红楼梦》批评,《文艺报》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错误。“文革”后,唐因、唐达成来找过我好几次谈这个问题。根据他们的记忆,当时并没说不用李希凡、蓝翎的文章,只说文章写得比较简单,退回去请他们修改一下再寄来。后来文章在《文史哲》发表,又被毛主席看到了,
处,但做法和批评都是简单、粗暴的,有很大缺点。当时有人对此很不满意,到中宣部和胡乔木那里告状。后来,胡乔木有批示,说评《红楼梦》有成绩,但是也有缺点,建议不要再纠缠历史问题了。电影《武训传》放映后,毛主席看到了,认为是宣扬封建主义,也是投降主义,要展开对它的批判。毛主席的指示传达到中宣部,再由新华社、《人民日报》和《文艺报》等报刊展开批判。批判胡风、《红楼梦研究》时,《人民日报》的编者按是由毛主席写的。由批判《红楼梦研究》进而发展到对胡适的批判,两者是连接着的。毛主席认为,《红楼梦研究》的思想就是胡适的思想,要把《红楼梦研究》批透就必须批胡适。批胡适时,通过内部传达,毛主席还提出批判胡适不要把胡适一概打倒,胡适“五四”时期提倡白话文还是有功劳的,不能全部否定,说了些相对公道些的话。《文艺报》是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的一个重要文艺刊物,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确实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(至于今天怎认为《文艺报》压制新生力量,向资产阶级投降。资产阶级指的是俞平伯。《文史哲》当时就是因为发表了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出名的。唐因和唐达成还专门就这个问题向中央写了材料。我在《文学评论》工作期间也组织发表了几篇文章,对当年的《红楼梦》批评提出意见,认为尽管当时的《红楼梦》批评有一定的益样科学地评价它,又是一回事情)。

在这些日子里,我认为它办得最好的时候,是1957年4月改成8开周报版,贯彻党的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方针,非常活泼有生气。文章有长有短,理论、批评、杂文、短论……各种形式兼有,不同意见交锋激辩、敞开言路,真有点像当年毛泽东说的:“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,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。利用行政力量,强制推行一种风格,一种学派,禁止另一种风格,另一种学派,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。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,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,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,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。”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,那时发表的文章中有北师大教授黄药眠写的《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顾虑》,唐挚写的《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?——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》,都是很有影响的文章。那时我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,读到这些文字真的很有启示。可惜这个时期比较短,很快匆匆结束了。后来唐达成三度与我共事,成了知交,也还成了我的上级。我曾问他,“当年你怎么有勇气写这样的文章?”他说:“我那时年少气盛,锋芒毕露,无所顾忌……”其实这也是从事文学批评应有的宝贵品质。

…………

20年后,《文艺报》复刊不久,成了解放思想、破除迷信、拨乱反正、勇于改革的先锋,在文艺界一时声名远播,每有什么言论和活动都会对各地文艺界产生影响,纷纷效仿跟进。有的人就称《文艺报》是“解放区”,敢言人之不敢言,行人之不敢行的事。诸如呼唤“写真实”,为所谓“伤痕文学”正名座谈会,给“毒草”平反大会,文艺理论座谈会等等。我那时来到《文艺报》,躬逢其盛,与有荣焉。记得报到的第二天,新任中国作协书记张光年来编辑部。他家离此一站之遥,悠悠地漫步过来,坐在沙发上侃侃而谈。作协、《文艺报》的领导们都是这样的做派和风格,不一定经常开什么正式的会议,而是率性随意谈天。光年说话慢悠悠的,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到1957年曾在毛泽东家里做客,毛泽东说:有些错误就如苍蝇,拿起拍子打就是。有些问题可用杂文解决。所以,光年就要我们多写杂文,提倡杂文。毛泽东还说:“回避矛盾,就不需要办《文艺报》!要选择有典型意义的,能引起读者共鸣的,推动创作的问题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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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min 现代文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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